大会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粮食安全”是中国农业政策设计最核心的政策目标，“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博时基金权益投资一部基金经理姚爽与中信证券农业首席分析师盛夏共同探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发展过程的投资机遇。
姚爽：中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如何？
盛夏：粮食安全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要。从大口径数据来看，中国粮食的年消费量在8.25亿吨左右，年进口量是在1.67亿吨左右，大体上粮食的自给率是80%。
像玉米进口量占消费量的10%左右；而大豆自给率非常低，现在进口量占整个大豆消费量接近90%的水平。
如果我们把所有谷物和动物源性产品都按照中国单产换算的成土地的话，那么我们土地自给率可能有60-70%左右。第三次国土资源的普查成果显示，过去10年耕地面积大概减少了1.13亿亩。耕地还在持续地减少，但是农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增，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值得重视。
姚爽：在粮食安全的背景下，未来需要怎样的农产品的贸易方式或贸易格局？如何评估当前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盛夏：农业作为特殊的产业，有两重比较重要的风险，一是自然风险，二是市场风险。新冠肺炎在全球爆发以后，作为人口大国，从国际进口以及重要食物安全的供应上面来看可能面临着更多种的风险。
据不完全的统计，去年有18个国家限制了粮食出口，全球供应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很大冲击，一度也引发了恐慌，造成了农产品价格巨大波动。
2021年中国玉米的进口量大概是2835万吨左右，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乌克兰，美国大概占比70%，乌克兰大概占比30%。俄乌战争以后，我们从乌克兰的玉米进口就遇到一些问题。中国的大豆进口中自巴西、美国、阿根廷三国合计占比98%，在2018年的贸易争端之后，我们也看到来自于美国的进口面临比较多的问题，我们也采取了很多替代方案去解决。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很多时候有钱不一定能买到粮食。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在恰当时间和价格水平，我们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度进口。以我为主，首先就需要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那么当前我们在国际比较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大豆单产每公顷大概1.95吨左右，相当于大概亩产130公斤，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相当于巴西的60%不到，相当于美国的60%。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姚爽：在和平年代和全球粮食供应相对充足、丰收的时代，一般可以花钱买粮食。但如果国际形势动荡，粮食生产、贸易物流都受到了很多限制，粮食安全问题就涉及到国家最基本的安全。同时，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相比最发达的农业强国如美国、俄罗斯、巴西等有不少差距。
党的大会报告提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具体该如何理解？
盛夏：“全方位”是一个重要表述，应该包含多个层次：第一，强化粮食安全目标考核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第二，在产能保护上，要保护好耕地，坚持藏粮于地。第三，落实藏粮于技战略，加大农业科技攻关，突破种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了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和生产。第四，强化粮食安全调控，不断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增强全面的粮食安全的宏观调控的能力，构建起中央到地方全方位的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体系。第五，强化粮食的供应链的可控性和稳定性，基本做到立足于国内的的自给自足。
落实到产业上去看，也是要从全产业链角度保障粮食安全
第一，确保投入品安全高效，如种子、化肥、农机等等。第二确保有人种地，培育新型的经营主体、职业化农民，同时要做好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产后流通和消费环节，完善储备体系建设，链接好农民与市场。
落实这些流程，需要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如种业振兴行动等等，也需要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如“三社融合”等等，以及包括粮食储备体系完善和升级。
姚爽：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根基，粮食的全球贸易、仓储、供应链安全是粮食安全的第二重保障。
粮食生产最核心的是科技育种、生物育种，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生物育种环节的科技发展是未来农业投资中非常重要的方向。
全球不同国家的粮食生产有各自的自然禀赋，因此有必要跟其他粮食大国进行粮食贸易。粮食的全球贸易、仓储和供应链安全也值得关注。
粮食中下游的农业企业和生产跟粮食安全同样息息相关。比如饲料行业以及养殖行业，它们是粮食的消费端，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优化，可以做到用更优化的配方及管理去节约粮食，实现同等甚至更好的养殖效果和养殖效率，这也是一个投资方向。
刚才是从农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去分析投资机会。那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企业和行业组织管理出发，又有几个很重要的投资视角：
一是科技水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不光生物育种属于高科技的行业，粮食仓储物流包括饲料、养殖的科技含量也在持续提升，科技决定了农业企业的天花板。
二是组织管理，这也非常关键，包括企业的文化激励，企业的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优秀的战略能力和组织管理决定了企业能将科技的潜力多大程度上发挥出来。以上是农业研究和投资中不同维度的方法运用。
中国要从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农业强国需要具备什么特征？建设农业强国的着力点和核心在哪些方面？
盛夏：大会报告首次提出“农业强国”的战略设计。根据不同学者和专家的研究，基本可以参照劳动增加值，农业固定资产形成额占比及农业从业人员的占比，包括城镇化率等关键指标来进行筛选，界定是否为农业强国。有专家也作了分类：
第一是综合性农业强国，比如美国，农业农产品水平高，品类丰富，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是特色性农业强国，农业生产中特定产业比较强势，比如荷兰拥有世界最大的花卉市场。
第三是结合自身禀赋和资源，打造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包括像以色列、日本等相对独特的国家。
农业强国应当在四方面比较强：。第一有比较强的供给保障能力、第二有比较强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第三是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第四有比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确保粮食安全是中国建设农业强国最底线的任务。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是中国建设农业强国的最关键核心所在。突出重点在两方面：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姚爽：大的顶层设计之下哪些细分行业可能会受益，或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盛夏：首先，在技术和产品上取得突破的细分行业或企业比较受益。比如像农业科技方面能适应和引领新的形势，提供比较优质的农业投入品或者产成品的企业会受益。其次，在产业组织变革方面有突破或管理效率上有提升的企业会受益。
第一类，比如像能提供优质产品如动物营养产品、动保产品、种子、农机产品等，以及能提供高效优质社会化服务的企业，比如服务好职业化农民、高素质农民，与他们形成有机联系。
第二类，在产业链模式和管理有突破的企业，比如能够集成化完成育种效率、动物营养水平、生物安全防控水平提升的企业。
结合国外农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会诞生出很多不同细分行业大而且强的龙头企业，有些可能是世界级别。可以按照这些线索跟脉络，去探索或者寻找能够成长起来的细分行业或者大企业。
姚爽：在农业强国中，需要怎样的企业担当农业强国的实体组成，什么样的企业值得去关注和投资？
例如我们很看好的生物育种行业，科技含量非常足，那么如何寻找最有潜力的企业？首先去关注它的科技进展。除了关注企业当前的品种研发进展、审定品种的数量、质量之外，还要深入到企业内部去，关注企业家和核心团队，包括科研、管理团队的实力、机制，去分析企业未来技术突破和进展的潜力。
第二，投资不同环节的企业，关注点或者侧重点有差异。对生物育种行业来说，科技和技术最重要；对养猪行业来说，组织管理、生产管理水平在当前阶段可能更重要。
大会报告里面提到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中国种业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生物育种未来会如何重塑中国种业的格局？
盛夏：中国种业一直讲卡脖子，我认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种质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国地大物博，有很多种质资源，但没有做到很好的系统化梳理、分类、数据化。另外我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水平上面跟国际有些差距，在引进来方面也存在着较大难度。
二是在生物技术的使用方面，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基础研究跟创新不足，对于农业生物的复杂性的形成机理没有深入研究，从基础研究角度要做突破；二是前沿创新技术使用也面临很多问题，甚至可能还会有专利问题，包括像基因编辑，全基因选择算法，甚至包括合成生物学等核心技术的原创和探索。
从中国种业发展趋势上来看，跟发达国家去比，我们还处于杂交育种向生物育种阶段升级和发展过程当中。但是发达国家已处于生物育种向智能育种的升级和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大概落后了一代左右的情况，处于奋力追赶中，当然我们也有后发优势
生物育种重塑产业格局，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生物育种会减少产量损失，可以减少农药等投入品使用，增厚农民种植地每亩收益。由此，种业也会重新在价值链分配过程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带来种业市场规模的扩容。
二是盈利模式升级，首先生物育种有新的产业链参与者，比如性状研发企业，他们的盈利模式从产品向技术和专利许可升级。其次，也会有一体化产业龙头出现，他们从单一的同质化产品供应商向多元化产品和综合性服务商转型升级。
比如，未来农民只要把地种好就可以，其它有综合性种植的服务商来解决，结合种植的习惯、土地的区位特点、气候变化的特点、虫害变化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包括了产品和服务，这是盈利模式上大的变化。
第三是在产业格局上的优化，中国种业市场集中度非常低，在生物育种时代会形成强者更强的技术累积优势和行业准入门槛，从而推动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
沿着这个问题向下，映射到二级市场上，姚老师认为现在的种业行业处于什么样的投资阶段？
姚爽：生物育种行业正处于产业深刻升级变革的前夕，即将进入新的爆发式增长期。作为机构投资者，我们倡导中长期价值投资。这个行业不是纯粹的主题投资，那它的投资收益来源于什么呢？
生物育种新品种的诞生意味着新作物品种的单产越来越高，且抗病性、抗灾害能力越来越强，高产、稳产能力提升。未来应用新作物品种之后，单位成本会下降，单位产量和收益会上升，因为科技创造了附加值，所以说科技创新的价值创造和产业升级才是企业价值和投资价值的根本来源。可以推断在生物育种科技推动环节，取得最大份额的两三家企业能够分享到蛋糕做大后的更大份额。
在技术推动的新商业模式兴起过程中，相关产业链也会迎来新的投资机会，比如说商业模式升级，创新型企业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来科学准确的预测未来天气，或病虫害的预警，选择特定植物品种、特定的农药、或栽培耕种的管理方式，来对抗潜在的风险，实现丰收的结果。
所以新商业模式、新技术的应用并不简简单单有利于生物育种这个单一环节，未来还会带来很多创新型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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