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脚脖子，浙江包了

　　浙江有许多传奇商业故事，部分出自袜业。

　　江西人程小勇，在1999年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浙江省诸暨市的一家化纤材料厂做学徒，2010年学成后办了一家袜子制造厂，创业不到4年就全款在当地买了一套房。

　　浙江村民赵锋光，1983年借了200元购入一台手摇纺机，每天晚上在家点着柴油灯织袜，白天就到公路边叫卖袜子。后来，他积累到了数百万元资产。

　　这些故事的传奇色彩，给浙江的袜子产业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尤其是袜子产业聚集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街道，这块户籍人口仅7.7万人的地方，每年能产出250亿双袜子。按世界人口76亿粗算，相当于人均拥有3双浙江大唐产的袜子。

　　将一个片区的产能与世界总需求作类比，在此并不夸张，根据《中国棉袜市场发展现状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大唐街道产能约占全国70%、占全球30%。

　　截至2022年9月29日，浙江袜企数量排在全国第一。/企查查

　　袜子的制造工艺并不复杂，没什么行业护城河，浙江大唐却能“包揽”这门生意，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秘闻？

　　“织袜要趁早”

　　出名要趁早，创业也是。

　　郭幼川深谙此道，他在浙江省北部的海宁市长大，1909年从一家针织作坊学成后，开办了振兴袜厂。为了提高竞争力，他研究了英国制造的“蝴蝶牌”织袜机的运作原理，造出一台仿制机，革新了当地的织造技术。

　　据《海宁市场志》描述，他的袜厂是“华东地区第一家现代意义的洋袜织造工厂”，旗下的“双山牌”袜子，名字出自海宁市的东山与西山（又名紫微山）。

　　1910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举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上，双山牌袜子在上百万件展品中脱颖而出、拿下优等奖，由此名声大噪。批发袜子的商户、购买袜子的顾客、想学织袜技术的学生，都第一时间想到浙江海宁市。

　　大唐街道（当时名叫大唐镇）与海宁市相距126公里，后者累积的技术与人才，已早早向它倾斜。经商讲究“风口”，比如1969年大唐街道居民赶上的尼龙丝袜风口。

　　彼时，尼龙丝袜凭借易洗易干、伸缩性好的优势风靡全球，取代了棉线袜的C位。在中国，旗袍与尼龙丝袜是一组时髦公式。大唐街道居民集资买了十来台织袜机，开始专攻尼龙丝袜。

　　给浙江袜业带来第二轮技术革新的是张金灿。他是大唐街道居民，高中在外求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老师，其间自学了大学的数理化课程。

　　脑袋里装入新知识后，手就痒痒了。上世纪70年代，他观察到织袜机内部的45号钢材硬度不够、经常断针，于是实验性地将其换成60号钢，并进行了热处理，将当地的织袜效率拉高到一个新水平。

　　据《浙江日报》报道，当时每卖出一双袜子就能赚1元，而居民每人每天能织50双袜子、赚到50元，相当于国内多数人一个月的薪酬。

　　织袜轻松又来钱快，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70%的大唐街道居民投入到袜子产业中。他们的分工开始细化，有人负责采购袜线、有人负责织袜、有人负责叫卖、有人负责修织袜机，大唐街道出现了“生产销售后勤一体化”的市场雏形。

　　这一时期，同在浙江省内、与大唐街道仅隔52公里的义乌市，小商品市场已然成熟。以1986年为例，义乌商品总交易额达到了1亿元。来自五湖四海的采购商纷纷涌入义乌，并催生出一个当地专门做托运生意的群体——他们两三天就发一趟货车，帮采购商将商品运回零售地。后来，义乌市政府建设南方联、北方联汽车站，将干线物流规范化。

　　在那个资讯传播尚不发达、更没有网购的年代，拥有运输资源，就打通了市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大唐街道，将袜子成品送至义乌，再通过义乌触及全国消费者。

　　聚合，扩散

　　随着从业者与产能增加，大唐街道意识到，需要把一切组织起来管理。

　　1991年，第一代大唐轻纺市场建成，经营至第二年已拥有397个原料档口和1515个成品档口，年成交额为6.1亿元。2002年，第三代大唐轻纺市场开业，年成交额很快就超过100亿元，相比第一代市场的年成交额翻了十几倍。

　　商业就像一个磁场，发展得越大吸力就越大。截至2014年，大唐街道的袜企数量已超6000家、从业人数超10万人，并衍生出袜子包装、定型、制作配件等周边产业。

　　一并来到大唐街道的，还有外国商户。

　　2000年，刊登于《浙江日报》的文章《大唐：小袜子织出大产业》中提到一件事：一位外国商人同时在韩国、墨西哥和中国大唐街道下了一个集装箱的袜子订单，大唐街道最早交货、前后只花了半个月生产。商人大喜，心想，这效率值得去合作啊！此后，大唐街道每年出口到日本、韩国及欧美地区的袜子，超过10亿双。

　　文章还提到，一些海外企业，比如日本前田纤维株式会社，也在与大唐的袜企建立合作关系，相关金额达700万美元。

　　外国商户将大唐的袜子，带到了太平洋、大西洋对岸，以及更多地方。

　　据义乌袜业行业协会统计，早在2008年，中国生产的袜类产品量已占到全球袜类消费总量的42%，是全球第一大棉袜出口国。

　　到今天，出口数据仍在递增。据《中国棉袜市场发展现状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2021年前11个月的出口量，已超过2020年全年的出口量。其中，浙江以接近35亿双的出口量位列第一，此成绩大部分得益于大唐袜业。

　　纵观商业生态，中国交易模式的变化，也给大唐袜业带来一些新东西。

　　1999年出现的专注批发贸易的线上平台（现名“1688”），以及2003年问世的淘宝网，改变了国人的购物思维，并拓宽了商户的销售渠道。

　　渠道，简单点说就是“门路”，找到把货卖出去的门路，跟保障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运输力一样重要。淘宝成立数年后，同在浙江的娃哈哈品牌创始人宗庆后、农夫山泉品牌创始人钟睒睒反复提及，“供应链品牌，渠道为王”。

　　互联网就是那条畅通的渠道，但义乌市的商户能跑得更快。2010年，义乌市青岩刘村嗅到了电商的味道，掏出50万元给各户配置了当时网速最快的光纤宽带，由此吸引2万多名电商从业者前来。2015年的时候，青岩刘村的全年销售额已达45亿元，被称为“中国网店第一村”。而义乌市，也在“中国电商百佳县”榜首位置站稳了。

　　作为义乌的邻居，大唐街道更早一步踏上电商这趟车，并与之互享物流、人才、技术资源。

　　一名自称是袜子批发商的网友，曾在帖子里写道：“大唐袜业城是一幢很大的楼，就算走马观花地逛，一天也未必能逛得完。它的对面是露天的轻纺原料市场，里面有800多个营业房，规模太大了，开车才能在里面穿行。”

　　看上去，一派风生水起的模样。

　　继续破局

　　但凡事有两面，大唐乃至浙江袜业的瓶颈期将至。

　　袜子的涨价空间有限。即便最近袜子+拖鞋的穿搭风格流行，但在多数人观念里，袜子仍是藏在鞋子里的贴身物件，舒适透气才是硬道理，设计感则可有可无。这意味着，袜子难以通过视觉或文化层面创造溢价。

　　另一方面，袜子在“黑科技”上的想象空间也较小。目前大唐袜业商家已研发出具备抗菌、除臭等功能的织袜材质，下一步还能如何创新，有待探讨。

　　这导致袜子的利润比例难以扩大。

　　据《界面新闻》报道，大唐袜业在2019年Q1的产值为41亿元，利润只有1亿元。上述做袜子批发的网友也提到，大唐袜业最便宜的袜子，每双批发价仅0.45元，这里面又能赚到几毛几分呢？

　　曾有袜企尝试压低成本。

　　以棉袜为例，主原料棉花的支出占总生产成本的50%，棉价波动会对棉袜利润率造成直接影响。今年以来，受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巴西等多个棉花主要生产和出口国的产量下降、国际市场上的棉价上涨30%，意味着压低袜子原料成本这条路暂时行不通。

　　而在更早之前，有袜企将目光投向东南亚地区，试图通过聘用低廉劳动力来降低人力成本。浙江泰荣针纺集团的创始人刘训林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在2009年就开始在柬埔寨等地区建厂，“但建厂需要投资数千万美元，对一般企业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此外，大唐袜企还需要面对竞争力与日俱增的同行们。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袜子相关企业10.6万家。袜子相关企业注册量城市TOP 10中，浙江虽然包揽TOP 5中的4席，但广东深圳已经以1.17万家挤到第2名；吉林辽源市、福建泉州市和山东青岛市，虽然排在第6、7和9名，但0.21万、0.17万和0.14万家的企业数，跟第5名的浙江台州市（0.28万家）差距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