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宇驰
8月1日，《求是》杂志刊发国家卫健委党组文章《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下称《篇章》），其中作为官方口径首次确认了“‘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面临人口负增长”，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成为重要话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持续积累了负增长惯性。而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生育观念迅速变化使得生育的动能持续减弱，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测算，202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这相当于平均每对夫妻仅生育1.3个子女。人口学家陈卫教授的最新预测显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的过程。要缓解负增长带来的冲击，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鼓励生育行为。
图源：新华社
生育行为受到家庭经济实力和生育意愿的共同影响。仅依靠放宽生育数量能达到的效果是有限的，关键在于让更多的夫妻“有能力生孩子，愿意生孩子”。《篇章》指出：“当前人口工作的着力点是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制定政策从适龄婚育人口切身利益出发，破解生育障碍，彰显人性关怀。
《中国生育报告2022版》显示，将一个孩子养育到大学毕业所需要的成本平均为62.7万元。不少家长开玩笑：“这哪是生孩子，简直生了一只吞金兽。”愈加膨胀的生育成本使得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加上疫情期间生活质量下降，生育意愿自然被抑制或是延迟了。所以，应使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税收、社保等政策适当向生育子女的家庭倾斜，努力实现个人、政府、社会共担生育成本。
图源：新华社
显性成本之外，我们还应关注“倾斜的成本”。在生育中，两性的付出存在差异，因生育而导致职场女性失去工作，或是因生育计划而在就业过程中被婉拒的现象仍有发生。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已经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障碍，要化解这种矛盾，仍需切实保障育龄妇女的正当权利，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水势宜疏不宜堵，矛盾宜解不宜结。”降低生育成本，小了说，缓解家庭的生育焦虑，保障的是小家的幸福；大了讲，疏导负增长压力，缓和的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作者】 张宇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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