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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苏轼代表的是守旧派，对于激进想法必然是抱着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老祖宗的东西，他们是不会乱动的，何况这是触犯守旧派的利益。谁会做不利益自己利益集团的事。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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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为何变法受围攻：
王安石少年爱读书，长于写文章，且议论脱俗，自信心很强。任鄞县知县时，曾借官谷给农民，试图减轻高利贷剥削，很有成效。
升任度支判官后，还曾上万言书畅陈天下事，主张改革政治。到宋神宗时大露头角，任参政知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
这是以整顿财务为中心进行全面改革的变法总机构。熙宁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被封为荆国公，故世人又称其为“王荆公”。
从参知政事到宰相，王安石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推行新法期间，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顽固派展开激烈的斗争。王安石赞扬商鞅在历史上的功绩，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时，痛斥程颢、程颐的复古主义，说他们“俗儒不知变”。
在和所谓顽固派的斗争中，王安石有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说的是，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传统不能作依据，别人的议论用不着顾虑。“三不足”口号，清晰传递出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精神。
因此，引起了当时顽固派的恐惧和不安。司马光一再写信给王安石，极力为旧制度辩护，要求停止变法，说调整国家的行政结构，是侵夺原设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扰民；整理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
不接受劝告，是拒谏。他还指斥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之心”，使天下“纷纷扰扰”。有人甚至把发生旱灾，也说成是实施新政触犯上天的结果，是王安石的过错，说什么“去安石，天必雨”。
对此，王安石也不示弱。他回复司马光说：“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骓壬人（即佞人），不为拒谏。”至于“水旱常数”，王安石则坦言“尧汤所不免”。
同时，还用晋武帝时几次出现彗星并无灾祸发生的事实，来论证“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传令，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由于受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王安石最后不得不罢相，变法也以失败告终。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等人重新上台，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遭全盘取消。晚年，王安石结束宦途生活，居住在江宁（今南京）。
在其过世后，南宋道学家邵伯温还伪托苏洵之名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式谩骂：“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同时，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咒骂王安石是“误天下苍生者”，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甚至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其实，王安石既不贪污也不枉法，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把皇帝都逗乐了。他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盘菜。某种意义上，他称得上是“贤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
但很多时候，贤能与非贤能，好人与非好人，是很难分辨的。在朋党的挟持下，好人与坏人往往还会结成一党，好人成了招牌，坏人蠢蠢欲动。这就是所谓贤人政治的一大悖论。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王安石变法为啥屡遭围攻？
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主要是政见不同。
苏轼与王安石的主要分歧是在财税政策改革上，王安石搞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而苏轼则主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认为政府不应当与小民争利。
其他方面的意见不是很大。苏轼与司马光等人是不同的，只有王安石赞同的，司马光一律反对，而苏轼则是相结平和的，因此后来司马光上台执政，苏轼也是受排挤的。
当时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苏轼和司马光都极力反对？
之所以苏轼和司马光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实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有一些观点是他们不认同的。并且这几个人所占的政治立场与王安石不一样，也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触及到了这两个人的利益，所以这两个人才会反对王安石变法。
第1个原因就是王安石对于国家出现的问题和弊端认识不深。司马光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的政治眼光是非常长远的。每当谈论起国家大事的时候，他总会正确的表达出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从他在政坛上取得的一些证据来看，他会说一些大道理。所以当时司马光看出来，宋朝出现了很多问题，而王安石却没有看出来。所以说当时王安石是在没有全面了解国家形势的情况下，就主张进行变法的，他这个变法也不是非常科学的。
第2个原因就是王安石变法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因为在王安石变法中曾经提及国家需要用青苗法，这个方法当时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帮助那些比较贫穷的百姓度过贷款的难关。但是实际上这种方法让百姓的税负变得更高，当时很多地方官员强迫百姓去贷款，从而来提高自己的政绩。这种方式并没有让百姓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反而还加大了百姓的生活负担。所以就可以看出其实王安石变法当时所设想的一些场景都没有实现。
第3个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与王安石的治国理念不一样。司马光当时面对王安石想要改革的想法，想要用祖宗家法不可变为理由进行辩驳。可以说司马光是守旧派，但是王安石却开始主张变革。司马光等人的思想是非常保守的，不想轻易改变但是王安石却不一样，王安石正在推动着国家发展。王安石明显是当时的创新派。由于这几个人所占的政治立场不一样，所以会遭到司马光的反对。
为什么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时期，旨在富国强兵，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状态的改革。王安石于熙宁第二年出任参知政事，又一年升任宰相，大力推行改革包括1.保证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2.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等3.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前后历时十五年，在收到一定效果的同时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王安石在伊宁七年第一次罢相，以后虽复起却已不能继续推行新法，熙宁九年辞官，从此闲居江陵。到司马光当成相识新法被完全废除。
熙宁四年，苏轼反对变法，被谢景温诬奏，为躲避政治旋涡自请外任，调杭州，虽是自请，但也是形势所逼，姑且算一贬。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元丰十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苏轼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变法？
【客观地分析历史，以敬畏之心评价人与事】
苏东坡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任武装部副部长，下班时间种地、作诗、研究吃，发明了“东坡肉”，写下了享誉后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反正人生如梦，便敬江月一杯吧；之前由于在献给神宗的《湖州谢上表》中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站在守旧派的立场，表达对变法派人员的不满，被以何正臣为首的御史们批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从而引发乌台诗案，锒铛入狱，而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不计前嫌，上书：“圣朝不宜诛名士”，最好苏氏被神宗贬到黄州，让他捡回条小命。
梁启超先生说，苏王在变法过程中的相争，皆为政见，不涉私德，不关私谊，乌台诗案发生的元丰二年，是变法措施实施的关键时期，但王安石爱惜反对变法的苏氏之才，才挺身而出，不正说明两人相争之后的交情仍非同一般。
其实以人为本的苏轼并不是不主张变革，而是希望变法不要太急，，因为“法相应则事宜成，事有渐而民不惊”，有适应于人的法度去做事才容易成功，事情要循序渐进才不会扰民。朱熹说：“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以“改科举”一事来分析，可看出两人的分歧。
王安石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要大幅度改革科举，苏轼直谏道:
“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国家现在的情况，改革是必要的，但如何改革，要从长计议，大宋天下之所以如此，关键在用人，“任人之失”，只要用人得当，也就不需要变法，“尽其才而责其成功”；而王安石的观点也很明确，要健全法度，以法治国，而不是以人治国，或以德治国。
在黄州待了五年后，苏轼被召回京师，特地绕道金陵看望王安石，此时王安石衰老多病，爱子新丧，伤感交集，他感谢苏轼的到来，两人相见言欢，把酒唱和。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苏轼奉旨写悼文，“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两人虽政见不和，最后却互敬互重，给我们留下许多暖暖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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