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澜观涛
摘要：数字货币包括央行数字货币（CBDC）和部分稳定币，具有记账单位、交易媒介、价值储藏等完整的货币功能。目前，各国央行正在积极从事CBDC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稳定币也因其币值相对稳定的特性在加密货币市场中占据了重要份额。本文从货币功能的角度分析，认为CBDC和稳定币及其依托的底层技术在推动改善跨境支付方面具有重要潜力，有可能成为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补充。但是，除了跨境支付功能外，货币的国际化还需要货币在国际范围中发挥计价、融资、投资、储备等作用，在这些方面CBDC和稳定币并不优于当前银行货币。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具备跨境使用的技术条件，但制度供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因素。人为赋予CBDC探索过多的政治解读，既可能导致方向偏离，更可能制造国际麻烦。
关键词：央行数字货币 稳定币 货币国际化
注：本文于11月30日中国知网网络首发，待刊于《国际经济评论》
2022年1月，美联储理事会发布报告，指出发行以美元计价、面向公众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具有维持美元国际地位等潜在收益[1]。美联储副主席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在近期的发言中也表示，需要谨慎考虑其他国家发行的CBDC如何影响美元在全球支付中的使用[2]。这些表态再次将CBDC与货币的国际化联系到一起。CBDC是否可以作为一国货币国际化的突破口？进一步而言，与主权货币挂钩的稳定币是否可以在一国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本文拟从货币功能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期进一步厘清数字货币与货币国际化的关系。
一、数字货币的分类及其特征
数字货币是数字形态的加密货币。按照货币的定义，数字货币包括CBDC和部分稳定币，具有记账单位、交易媒介、价值储藏等完整的货币功能。与之相对比，基于分布式账簿技术（DLT）的其他加密货币由于价值不稳定、交易效率低、交易成本高、不具备网络效应、安全风险突出等原因，难以成为交易媒介，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数字资产而非数字货币[3]。
（一）CBDC及其主要特征
CBDC是数字形态的中央银行负债，包括批发型CBDC和零售型CBDC。其中，批发型CBDC主要面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与当前这些机构在中央银行账户上持有的准备金非常相似，只是批发型CBDC依赖的底层技术使其具备可编程性 （programmability）和可组合性（composability） 的功能，同时能够供更多金融机构使用；而零售型CBDC在现金之外为公众提供了以数字形式持有中央银行负债的新选择，主要在小额交易场景中使用，与当前普遍使用的零售支付工具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代表不同主体的债务，因此安全性存在差异。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调查，截至2021年末，81家受访央行中有超过90%正在从事CBDC的研究或开发工作，超过一半的央行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发行CBDC[4]。各国中央银行推动CBDC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发展普惠金融、便利公众支付、提高支付效率、用于财政补贴支付、减少现金非法使用、维护货币主权、促进支付领域竞争等[5]。从这些目的看，零售型CBDC更契合中央银行的需求，因此其研发进展较批发型CBDC更快。目前，巴哈马群岛和尼日利亚的零售CBDC（the Sand Dollar和eNaira）已经正式发行并投入使用，中国和东加勒比的零售型CBDC（e-CNY和DCash）已进入试点阶段。
（二）稳定币及其主要特征
稳定币是指旨在相对特定资产或一篮子资产保持稳定价值的特殊加密货币，其挂钩的资产包括主权货币、商品或者其他数字资产等[6]。2021年以来，稳定币的市值实现了快速增长。虽然市值在整体加密货币中的占比不高，但是稳定币价值相对稳定的特性使其在交易量中占有更高份额。截至2022年9月，主要稳定币的市值已接近1500亿美元，在加密货币整体市值出现崩盘后占比已上升到接近20%；与之相对的是，稳定币的日成交量在400亿美元以上，占比超过了90%[7]。
根据币值稳定机制的不同，稳定币可分为基于算法的稳定币和具有资产支持的稳定币。其中，前者通过特定的算法实现供给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币值稳定机制的核心在于源源不断的新投资者对其自身价值形成的共识；后者通过持有金融资产、实物资产甚至是加密资产来保持稳定币值[8]，持有的资产往往就是其挂钩的资产，与传统的货币市场基金有一定的相似性，币值稳定机制的核心是对底层资产价值的认可。一般而言，与主权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在币值稳定方面的表现要远优于其他类型稳定币，原因是其他类型的稳定币更容易触发恐慌性的挤兑风险。
挂钩美元的稳定币占据了稳定币绝对的市场份额。目前，市值前10的稳定币均与美元1：1挂钩，美元稳定币在全部稳定币市值中的占比超过99%。只有少数稳定币与黄金（如Tether Gold）、欧元（如EURS）、新加坡元（如XSGD）或其他加密货币（如USDX）挂钩，且其流动性远低于美元稳定币。美元稳定币的主导地位得益于美元可自由流通的属性、美元资产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这些特征也保证了在需求变化时，币值稳定机制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与之相比，非自由汇兑货币挂钩的稳定币难以为市场所接受，也无法保持币值稳定，实际上并不稳定。
除了挂钩单一主权货币的稳定币，挂钩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币也引发了积极讨论，尤其是进一步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储备货币功能、探索推动数字形式的SDR（即eSDR）[9]。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方向看，由IMF等国际组织发行超主权货币长远看是取代美元本位的一个选项，eSDR也具有跨境使用方便灵活、实际币值更加稳定的优势。但是，由于涉及货币主权的让渡问题，发行eSDR至今并未被纳入IMF和主要央行的考虑范畴。脸书（Facebook）最早提出的挂钩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天秤币（Libra），也因为各国监管的不确定性被迫选择放弃。此外，eSDR的稳定性是否好于美元稳定币仍然存疑，毕竟以一篮子货币构成的超主权货币的信誉，不一定好于某个篮子货币发行国家的信誉[10]。
（三）其他加密货币及其主要特征
加密货币的概念最早由2009年出现的比特币所引入，随后出现了数以千计与之设计理念类似的加密货币。加密货币运用DLT技术和加密算法，采取点对点的方式进行支付，意在摆脱对于主权国家货币当局和传统金融中介的依赖。加密货币体系由三方面元素组成：指定参与者如何进行交易的计算机代码，即协议（protocol）；存储历史交易信息的账簿，即区块链（blockchain）；以及由众多参与者组成的去中心化网络，按照协议规则更新、存储和阅读交易账簿[11]。
虽然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被一部分投资者认为可以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价值储藏方式。但是，价值不稳定、交易效率低、交易成本高、不具备网络效应、安全风险突出等因素阻碍了加密货币成为一种合格的交易媒介，因此加密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货币。
一是加密货币缺乏主权国家信用背书导致其价值天然不稳定。与算法稳定币相似，加密货币的价值仅源于使用者的共识。但是，与稳定币不同，加密货币并不追求相对于任何其他资产的价值稳定，对加密货币需求的变化往往都会在价格上体现出来，甚至价格的波动性才是吸引投资者进入加密货币市场的最重要原因。由于价格波动巨大，加密货币作为法定货币的试验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如2021年9月，萨尔瓦多成为全球首个通过立法形式将比特币确定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同时该国政府动用公共资金购买了超过1亿美元的比特币。然而，随着比特币价格崩盘，目前该笔投资已经浮亏超过50%[12]。IMF也在与萨尔瓦多的2021年第四条磋商中指出，以加密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做法可能产生或有负债[13]。二是加密货币繁琐的验证方式以牺牲交易效率作为代价。为了产生去中心化的信任，加密货币机制往往要求绝大多数参与者验证所有的交易历史；而为了使账簿长度和验证时间可控，加密货币系统对于交易容量具有严格限制。这些设定使得加密货币系统经常会陷入堵塞，众多交易不得不排队处理，交易效率低下。
三是加密货币较高的交易成本是维系其正常运转的重要特征。加密货币系统一定程度上的堵塞使得加密货币使用者被迫提高交易费用，以吸引其他参与者（“矿工”）对交易进行记账，这对于维持加密货币系统的稳定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意设计的。原因在于，“矿工”需要通过工作量证明（proof-of-work，PoW）来进行记账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如果加密货币系统一直保持通畅，支付给“矿工”的交易费用难以弥补其成本，可能会导致加密货币价格的崩溃。
四是加密货币系统缺乏可扩展性（scalability）使其不具备网络效应。当前的法定货币及传统支付体系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交易成本并不会随着使用规模的增加而等比例增加，因此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网络效应使某一种或几种货币在国际交易中成为主导的交易媒介。然而，由于加密货币缺乏可扩展性，导致其使用者之间实际上是相互竞争关系，使用某种加密货币的人越多，支付就越不方便，从而导致的碎片化问题可能是影响其成为货币体系基础的最重要原因[14]。
五是加密货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虽然加密货币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但随着投资者交易需求的增加，各类加密货币交易所陆续出现并发挥了“中心化”的角色。加密货币交易所集中管理账户和托管资金不仅使得其极易遭受黑客攻击，而且存在巨大的信用风险。根据区块链分析公司（Chainalysis）的报告，2021年共有价值32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失窃，是2020年的近6倍[15]。 此外，随着加密货币持有者的集中，加密货币可能被控制大量计算能力的“矿工”所操纵，这意味着伪造“账簿”是有可能的。
二、央行数字货币恐难成为货币国际化的主要载体
货币的国际化表现为货币在国际范围中发挥计价、结算、融资、投资、储备等职能。从这些角度分析，商业银行货币（即广义货币）而非CBDC才是货币国际化中被普遍使用的货币，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更能发挥市场驱动的力量推动货币国际化。
（一）从计价货币角度：CBDC与其他形态的法定货币并无本质区别
计价货币是交易双方在合同中规定清偿债务债权关系的货币。由于法律的规定和中央银行的制度支持（包括存款保险制度、清算体系、央行流动性支持、金融监管要求等），同一法定货币制度下的CBDC、现金、银行存款等代表的都是同一种等值的计价货币。
当交易双方签订合同时，不会规定计价货币的具体形态，而关注的是货币符号。因此，计价货币的职能与货币的具体形态没有直接联系，无论是批发型还是零售型CBDC并不是一种特殊的计价货币。
（二）从结算货币角度：提升跨境支付效率的关键是全新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而非CBDC境外使用本身
货币体系包括货币本身和与之相适应的支付系统[16]。当前，跨境支付中普遍面临成本高、用时长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在关于改进跨境支付的报告中建议将国际维度纳入CBDC的设计中[17]。
具体看，CBDC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实现更加安全、快捷、低成本的跨境支付选择：直接向境外主体非居民提供CBDC以用于国际支付，或者以多种形式实现基于CBDC的各国支付系统相互连接[18]。其中，前者主要针对零售型CBDC，只需要单个中央银行对境内零售型CBDC的使用规则进行调整即可，但面临与现金境外使用相似的风险（如用于非法活动等），因此各国中央银行对此较为审慎；而后者更多针对批发型CBDC，依赖于中央银行间的相互合作以提高支付系统的交互性（interoperability），已有多个项目进行了探索性试验，这些项目往往被称为多货币央行数字货币（mCBDC，Multi-currency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机制[19]。
然而，基于CBDC的支付系统相互连接并不代表一国货币在国际交易中成为结算货币。以中国香港金管局和泰国中央银行Inthanon-LionRock项目为例，其建立了一个走廊网络（corridor network）并发行存托凭证（depository receipt，DR），两地商业银行可以将境内发行的批发型 CBDC与走廊网络中的DR进行“映射”（即相互转换），从而在走廊网络中实现实时跨境支付和外汇PvP交易[20]。可见，在这一过程中，批发型CBDC的作用仅仅是本国商业银行兑换DR的权益证明，并没有被支付给境外商业银行；参与跨境交易的客户仍需要通过商业银行完成交易，最终支付和收到的也是本国商业银行货币。事实上，这种合作与人民币银联卡境外使用的案例非常相似：当境内持卡人在境外消费商品和服务时，虽然支付的是人民币，但是境外商户收到的仍然是当地货币。在这一过程中，银联组织负责集中清算和境内集中购汇，境内发卡行并不承担汇率风险。可见，银联卡走出国门只是银联服务的出海而非人民币出海。
因此，应更加关注应用CBDC底层技术建立的跨境支付系统，而非CBDC本身。以Inthanon-LionRock为代表的多个跨国CBDC合作项目通过应用封闭型分布式账本技术（permissioned DLT）、智能合约、流动性节约机制，建立了高效的跨境清结算体系，缩短了跨境支付链条，减少了在代理行开立往来账户的操作成本和相关合规成本，这才是提升跨境支付效率的关键。
此外，中央银行直接向公众提供支付服务，可能会影响私人部门的积极性，乃至受到其抵制[21]。出于隐私考虑，市场主体可能对于中央银行完全主导的跨境支付系统存有疑虑，因为中央银行能够通过CBDC的流向掌握全部交易数据。因此，在进行跨境支付时，公众往往更加相信银行等商业机构。正如美联储副主席莱尔·布雷纳德指出的，私人部门可以在中央银行建立的跨境支付渠道基础上进行充分的竞争，以推动创新服务的出现[22]。
进一步讲，如果支持CBDC的底层技术被证明可以有效优化跨境支付，这些技术也一样可以供商业银行所使用，在现有金融监管框架下发行代币形式的存款（tokenized deposit）[23]。例如，参照mCBDC的设计理念，摩根大通和星展银行已经建立了基于狭义银行货币（M1）的多货币数字走廊网络（multi-currency digital corridor network，mDCN），便利美元和新加坡元的跨境支付[24]。
（三）从融资货币角度：CBDC无法满足普遍的融资需要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80%~90%的国际贸易的开展伴随着融资活动[25]。因此，货币的国际化要求相关主体可以较为便利地借入这种货币用于国际贸易。理论上，以CBDC满足这种融资需要，可以通过中央银行货币创造或商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货币转移的方式进行。
如果中央银行利用CBDC开展信贷业务，其无法对交易对手进行尽职调查、“三反”管理、抵押品评估等工作，融资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也可能危害央行资产负债表，造成道德风险[26]。而最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并非商业机构，难以根据交易对手情况确定合适的利率水平，更不宜主动筛选客户来开展业务。
商业银行更没有动力以CBDC发放贷款，因为这会使其面临更高的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以CBDC发放贷款，意味着必须提前以其在中央银行持有的准备金兑换CBDC，然后将其转移给融资方，这会等量减少其在中央银行的流动性；而以银行货币开展的传统国际贸易贷款业务（如信用证业务）中融资方必须在商业银行开立账户，流动性占用的时间较短、总量较少。
（四）从投资货币角度：CBDC并非一国汇兑安排的政策洼地
货币国际化主要依赖的是制度供给而非技术供给，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尚未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国家，中央银行并没有动力给予CBDC在金融交易中特殊的汇兑安排以突破其资本项目管制，因为这将使得CBDC的需求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加剧金融中介脱媒风险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如果对于CBDC并没有特殊的汇兑安排，那么从金融市场清结算安排、交易对手的接受程度等方面看，CBDC均不优于商业银行货币。
（五）从储备货币角度：CBDC并非供应优质充足的储备资产
一国货币发挥储备货币功能往往并非通过直接被境外主体持有所实现，更多是指境外主体持有以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尤其是中长期资产。
然而，为了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避免发生金融脱媒，CBDC尤其是零售型CBDC往往被设计为不支付利息，这就使其难以与安全性相当但有息的短期国债、银行存款竞争，更无法像中长期债券、股权类资产等起到长期保值增值作用。除此之外，为了防止CBDC被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活动，借鉴对现金的管理方式，各中央银行在CBDC的设计中往往对单一主体的持有额和一定时期内的交易量加以限制，这就使得CBDC无法灵活获得和处理，限制了其储备资产功能的实现。
三、稳定币的国际化并非其挂钩货币的国际化
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定义，一种稳定币如果具有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广泛覆盖和使用的潜力，那么就可称其为全球稳定币[27]。目前看，绝大多数具有足额资产储备的稳定币都符合这一特征，可以说稳定币本质上就是全球货币。但是，稳定币的国际化并非其挂钩货币的国际化，以稳定币的国际化推动主权货币国际化逻辑上并不成立。从支付、投资、储备等功能来看，稳定币也并非唯一或最优选择，而且对于一国金融体系可能造成的风险目前仍未可知。
（一）从计价货币角度：稳定币与挂钩货币是两种货币
有一种观点认为，挂钩主权货币并持有相同币种金融资产的稳定币类似于100%储备金的狭义银行体系，因此可以将稳定币与其挂钩货币视为同一种货币。但是，与狭义银行不同，稳定币并没有被纳入挂钩货币发行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框架，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存款保险的保护以及中央银行流动性的支持，随时都具有与挂钩货币脱钩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讲，稳定币的发行制度更像是中国香港等地的货币局制度，只有稳定币的发行主体具有维持币值稳定的义务，而对于被挂钩货币当局不具有约束力。
可见，稳定币和其挂钩货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货币，即使一种稳定币成为国际稳定币，也并不代表其挂钩的货币也是国际货币。
（二）从结算货币角度：稳定币具有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的潜力，但汇兑成本、交易速度等因素阻碍了其日常应用
与CBDC相似，稳定币的底层技术支持点对点交易，因此可以实现交易即结算，理论上能够大幅提高跨境支付效率、降低跨境支付成本。
但是，由于稳定币的使用场景有限，使用稳定币进行跨境支付涉及到法定货币与稳定币的双向兑换过程，汇兑成本较高且并不方便。以最大的稳定币USDT为例，以法定货币向Tether公司购买或赎回USDT的最低限额为10万美元，手续费为0.1%（其中赎回手续费上限为1000美元）[28]。而且，USDT每周只能赎回一次，历史上已经有多次暂停赎回的情况发生。此外，类似于银行针对不同货币挂牌汇率买卖差价不同，小币种或非主流币种与稳定币的双向兑换可能面临的交易成本更高。
同时，稳定币的交易速度同其他加密货币一样难以满足日常交易需要。目前，以太坊仍然是稳定币所依托的最主流的区块链，基于其发行的USDT、USDC和DAI的平均区块时间（即产生一个新区块所需要的时间）约为10~20秒，这使得其交易效率非常低。当然，稳定币的发行主体正在试图采用新的区块链技术（如Tron，Avalanche，Solana等），通过引入权益证明（proof-of-stake，PoS）或历史证明（proof-of-history，PoH）的方式解决稳定币的低交易效率问题，但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去中心化之间的权衡问题依旧存在。
（三）从融资货币角度：稳定币的发行主体信用创造能力极为有限
对于以资产挂钩的稳定币，稳定币的发行主体并没有信用创造能力，发行的稳定币数量取决于用户的兑换量。当稳定币的发行主体面临额外的融资需求时，只能依赖自有资本的投入增发稳定币，否则就会违背其足额储备的承诺，最终使得稳定币对其是否能够保证币值稳定产生怀疑。
而对于基于算法的稳定币，发行主体的确可以在融资需求增加时提供额外的稳定币供应，但是一旦需求发生逆转，就需要及时收回超发的稳定币，这意味着信贷活动必须是短期的，难以稳定地满足使用主体的融资需求。
（四）从投资货币角度：稳定币更多用于开展逃避监管的数字资产交易
根据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PWGFM）、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与美国货币监管署（OCC）联合发布的报告，稳定币在美国主要用于在数字资产交易平台上为其他数字资产的交易和借贷提供便利[29]。
由此可见，稳定币目前已成为连接法定货币和加密货币的中介渠道。使用稳定币可以避免加密货币与主权货币之间频繁转换所需的较高费用，也可以在加密货币出现价格波动时起到“避风港”的作用。根据数字资产市场数据服务商CryptoCompare的数据，2020年1月以来，一半左右的比特币和以太币的交易是通过USDT进行的[30]。
然而，这一优势在数字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类别的投资中并不存在，因为这些资产的交易平台及对手方往往并不认可稳定币，需要稳定币持有者先将其转换为法定货币后再进行交易。因此，稳定币并不是一种良好的投资货币。
（五）从储备货币角度：稳定币无法提供较高的收益率，否则就是庞氏骗局
稳定币的发行机构在资产端往往持有短期政府债券、银行存款、高等级短期公司债券等高流动性资产以应对可能的赎回压力，收益率往往较低。从商业可持续性的角度看，稳定币的发行机构不可能为其支付高于这些资产平均收益率的回报，否则就是击鼓传花的庞氏骗局。实践中，主要的稳定币发行机构的确并不向持有者支付利息。可见，从储备货币的角度看，持有稳定币甚至不如直接持有支持稳定币的底层资产。
四、以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稳定币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并不现实
（一）数字人民币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引发了借助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开始进行数字人民币的专项研究；2016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完成第一代原型系统搭建；2017年开始组织商业机构共同开展研发试验；2019年末以来，开始逐步在各地进行试点测试，目前试点范围已拓展到15个省市的23个地区。截至2022年8月末，数字人民币累计交易笔数3.6亿笔，金额1000.4亿元，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商户门店数量超过560万个。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进程在主要经济体中已经处于领先位置。根据普华永道2022年4月发布的全球CBDC指数，数字人民币位列零售型CBDC的第3位，且前10位中只有中国和韩国两个G20（二十国集团）国家（后者位列第10）[31]。因此，虽然当前数字人民币定位为M0，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求，但对于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各方具有较高期待。
（二）数字人民币具备跨境使用的技术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境外直接使用
根据人民银行2021年7月发布的《数字人民币白皮书》，数字人民币将遵循无损、合规、互通三项要求，并与有关货币当局建立CBDC汇兑安排和监管合作机制。具体看，“无损”意味着一国CBDC不应损害其他央行货币主权 ；“合规”要求CBDC遵守各国关于外汇管理、资本管理等法规要求；“互通”则意味着要实现CBDC间及其与传统基础设施间的互联互通。
可以看出，这三项要求意味着数字人民币致力于避免对其他国家产生大规模货币替代，并不依靠放松相关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政策而在境外推广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与之相反，政策目标更倾向于使用一个可以在进行跨境支付时将境内数字人民币转化为其他货币的支付系统[32]。
从数字人民币的命名中可以看出这一政策倾向。数字人民币系统最早被命名为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对于这一概念，2018年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演讲时表示：“DC是数字货币，EP是电子支付；中间是一个斜杠，意味着两者既可以是‘和’的关系，也可以是‘或’的关系。也就是说，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并不需要对立起来。”[33] 可见，数字人民币与其所依托的支付系统同等重要。对于数字人民币的境内使用，支付即结算的特点意味着支付系统已暗含在数字人民币本身；但对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流通，则需要建立一套满足跨境同步交收需要的支付系统，实现与其他国家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目前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香港金管局、泰国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共同参与的多货币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更多的其实是在EP而非DC层面的合作。
从人民银行高层的表态也可以看出发展数字人民币的目的并非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或挑战美元。例如，周小川就多次表示，数字人民币在跨境使用中的潜力主要不是依靠数字化发展，而是看人民币本身的使用份额是否会增加[34]；数字人民币为零售设计，不是为了替代美元，也不是轻易当作军事武器来使用[35]。
五、结论
CBDC和稳定币及其依托的底层技术在推动改善跨境支付方面具有重要潜力，有可能成为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补充。但是，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建立配套的现代化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而且，除了跨境支付外，货币的国际化还需要在国际范围中发挥计价、融资、投资、储备等职能，在这些方面CBDC和稳定币并不优于当前银行货币，更不要说完全取代银行货币。
虽然当前各国信用货币体系远非完美，但这并不意味着仅靠发展CBDC就可以实现货币国际化，更不意味着应当通过支持与本币挂钩的稳定币来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弯道超车”。毕竟，货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取决于一国综合国力、金融市场深度以及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等，技术本身在这一进程中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制度供给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数字人民币具备跨境使用的技术条件，但是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依然面临大量的问题。例如，如何对境外开户主体进行尽职审查（KYC）、如何履行“三反”义务、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和用户数据安全等。同时，数字人民币大规模跨境使用也会对当前的外汇管理制度、货币政策执行以及金融体系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应当在有序人民币国际化的框架下，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实现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而非通过数字人民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先行先试”。考虑到稳定币对于金融系统的潜在威胁，更应审慎支持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发展，特别是用于跨境用途。发展数字人民币不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捷径，也难以成为应对货币霸权的“武器”。人为赋予CBDC探索过多的政治解读，既可能导致方向方向偏离，更可能制造国际麻烦。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本文系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基金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付昊东先生的学术支持。）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