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的特质是什么？目前有“生生不息”说、“融合”说；有以人喻义的“脐带”说、“乳娘”说；亦有包容性、统一性、扩散性、开放性、凝聚性等解释，不一而足。以上见解在文化功能论、文化象征论的框架中展开，既体现了不同学者对大运河文化内涵认识角度、学术立场、学科背景及认知层次的差异，也说明大运河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及跨学科等特点。“千年运河、沟通南北”是大运河区别于长城、黄河的重要特点，在“千年”与“南北”所建立的时空之中，运河“沟通”的功能最为显著。当下，大运河既是国家文化符号，又以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成为一种文化标签。兼具运输功能、生活场域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大运河”，不仅是一条“经纬中国、运通华夏”的河流，还是一种“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的文化。在“大运河”全景意识之下，大运河物理空间中的“通”在文化空间中演化出了联通、流通、变通和融通等多重特性与价值。
一
“联通”是运河人工开挖并利用自然河道联江达海以通四域的功能。封山浚川、连接江河湖海是中国传统“天下观”和帝王交通天下的文化理想。自春秋以来，各级各类政权所不断进行的开凿运河的实践，正体现了对这一文化理想的不懈追求。时间脉络中，运河经历了由区域内至区域间进而纵贯南北的过程。春秋战国的邗沟、鸿沟沟通了江、淮、黄河；百尺渎通往钱塘以沟通吴、越；三国时期吴国的破冈渎、丹徒水道联通了太湖流域与都城建康；曹操以战袁绍、征乌桓为目的开凿白沟、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将黄河以北的漳河、滦河、滹沱河等自然河流连接至济水、淮河等水系。这些运河虽多以军事征战为开凿之目的，但同时又部分实现了区域内水系的联通。尤其对于水系发达的江南区域而言，因兼得长江、钱塘江及太湖之利，从泰伯渎、吴古故水道到江南河、西兴运河，区域内江河、湖泊、溪流、沼泽、湿地被连接成网，并因之形成了人们舟楫而行的生活方式和富庶的水乡经济。对江北运河有开凿之功者莫若曹操，其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河北（黄河以北）的区域沟通。这种联通，拓展了区域空间，为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
隋唐以降，大运河联结的范围扩大，进而实现了五大河流之间的沟通，并且在唐、宋时期以浙东运河为通道，实现了运河与大海的连接，将运河区域连接至世界范围。在政治领域，隋唐宋至元代，运河从人字形到一字形的改变虽未改变政治中心对江南财富的依赖，但将国之都城逐渐从黄河流域拉至运河并作南北分布。大运河跨越区域之畛域，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自然河流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格局，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部分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二
“流通”是运河因联通而带来的物流与信息传播，以及进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漕运无疑是运河最重要的流通功能。所谓“漕”者，与车运相对，“车运谷曰转，水运谷曰漕”。隋唐以后，漕运乃“国之大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之命脉，正如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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