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于“其（王阳明）与朱子抵牾处，总在《大学》一书”，故《大学》遂成为“宋明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以及“理学发展的风向标与晴雨表。”这就将《大学》在理学史当中的肯綮地位提解出来。而在宋、元、明、清理学发展的四个时期，清代无疑是《大学》诠释史上大师云集，著述宏富，学派林立，新见纷呈，成就斐然的一代。其学术特质主要有：
《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并行
《大学》原本属于《礼记》中的一篇，后在朱子那，与《论语》、《中庸》和《孟子》合刊为《四书》，并随着朱子学上升至官学地位，《大学》亦随同四书成为家弦户诵的经典，以至出现毛奇龄所谓的“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的学术局面。而这一情形到明代的时候有所松动。明代的祝允明指出：“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故愚以为宜以《学》、《庸》还之礼家。”揆诸史料，应该说祝允明是较早发出《大学》重返《礼记》的学者，然囿于朱子学的强势地位，祝氏这一主张虽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影响，但其所涵具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而后明清之际的郝敬、陈确、王夫之等在祝氏的基础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直接在其礼学著作中全文录入《大学》，尤其是随着乾嘉汉学的兴起，“《大学》璧回《礼记》”蔚然成风，且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纂、刊行的《礼记义疏》直接收录《大学》，可谓是从官方的角度肯定了《大学》返归《礼记》的主张，其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至清廷解体依然存在。但必须指出的是，《礼记》之《大学》的出现，并未取代《四书》之《大学》，反倒是形成相峙并存的态势。但“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包括《礼记》在内），《大学》、《中庸》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礼记》而已。”也就是说，《四书》之《大学》仍然称雄科场，而《礼记》之《大学》则虽有官方支持，但并不具备足以取代《四书》之《大学》的实力。无论如何，《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双轨并行确是清代《大学》诠释史上的一个特色所在。
《大学》诠释阶段性特征明显
一般而言，对于断代学术史的理解和把握，不约而同地会关涉到学术的分期问题。晚清的皮锡瑞将清代经学划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时期：以汉宋兼采为主的清初、以汉学为主的乾嘉时期和嘉道以后，以今文经学文主的时期。皮氏这一论断大致是把握住了清代学术的主流特征。而后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明确提出三变说：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就从学术特质而论，梁启超的理解与皮锡瑞大致相同。王国维则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术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稍晚的钱穆则将清代学术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晚明诸遗老时期；二是顺康雍时期；三是乾嘉时期；四是道咸同光时期。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则将清代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顺康雍时期；二为乾嘉及于道光中叶；三为道光中叶至清结束。从这些代表性学者的论述中可见，对清代学术的划分主要是三期说和四期说，后者较之前者主要的不同是更为关注明清之际这一阶段，意在为清代学术的发生厘清源头。但无论何者，清代学术特征的变化用梁启超的三变说较为清晰和准确，故本文此处采纳梁启超之论。而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而言，清代的《大学》诠释史在轮廓上与梁启超、王国维所论保持一致，在学术主旨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清初主要是回应朱、王之争，中期随着王学的衰熄，旨趣转变为汉、宋之争，而晚清则经世致用特征明显，显豁出王国维所谓的“新”。
古本《大学》研究最为鼎盛
众所周知，《大学》是四书当中牵涉争议最多的经典，仅仅是版本问题就一直纷纭不断，难有定论。仅台湾学者李纪祥考证的两宋以来的主要改本就有46本，而在这众多版本中，占主导地位的无非是古本《大学》（郑玄）与今本《大学》（朱子改本）。而随着阳明心学的崛起，古本《大学》开始与今本分庭抗礼，并在明清之际“回归原典”运动的刺激下，古本《大学》引起广泛的关注，发生前述的“《大学》璧回《礼记》”的学术现象，成为乾嘉汉学兴起的一条主要线索。李纪祥对此有敏锐的判断：“返回《礼记》，即宗汉学，宗汉学即宗古本。”基于此，有清一代，虽然今本《大学》依然保持官学地位，但古本《大学》却成为士子从事学术研究的文本，颇有“科举法今本，研究宗古本”的分裂之态。实际上这一点，早在明代的湛若水就曾说过：“诸生读《大学》须读文公《章句》应试；至于切已用功，更须玩味古本《大学》”，湛氏此言可谓发了清儒的先声，只是在当时并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与同属四书的《论语》、《孟子》稳居科场和学界颇为不同。纵观清代代表性学者的《大学》注本，如王夫之、李光地、魏源、惠士奇、毛奇龄、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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