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20日，就任仅45天的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宣布辞职，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
特拉斯政府此前推出一项被媒体称为“迷你预算”的减税方案，引发市场强烈的负面反应，市场担心这一激进的减税方案会造成英国政府的债务风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迷你预算”是特拉斯政治危机的导火索，党内分裂才是迫使特拉斯辞职的真正原因。英国频繁“换相”表明该国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
“迷你预算”引发特拉斯的政治危机？
新京报：“迷你预算”是导致特拉斯走到辞职这一步的主要原因吗？
崔洪建：“迷你预算”是特拉斯政治危机的导火索。“迷你预算”是一个明显的政策失误，在引发市场动荡和舆论批评后，特拉斯的反应可谓迟钝，看起来她可能没有预料到市场反应会如此糟糕。
一定程度上，这场危机也是保守党内矛盾的延伸。此前党内竞选时，以苏纳克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要先对付通胀，在通胀被遏制住之前，不能减税。而“迷你预算”体现的就是与苏纳克一派相反的政策主张。所以当“迷你预算”引发市场动荡后，保守党内以苏纳克为代表的一派就集结起来向特拉斯施压。所以我认为“迷你预算”只是导火索，党内分裂才是迫使特拉斯辞职的真正原因。
新京报：特拉斯前一天还表态自己是“战士”，不做“临阵脱逃者”，转天就辞职了，为何她转变如此之快？
崔洪建：促成特拉斯转变的主要是党内压力。特拉斯面临压力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主动辞职，这多少还能保留一些体面。若特拉斯坚持不辞职，她将面临党内“造反”。当时，公开反对特拉斯的保守党议员越来越多，又发生了大臣辞职事件，接下去可能就会出现内阁辞职潮等难堪的局面。所以在权衡之下，特拉斯还是选择了一种相对体面的下台方式。
新京报：特拉斯前几天刚承认了“迷你预算”是个错误，并就此道歉，还表示自己已经修正错误，要继续前进。她为什么没能得到“知错能改”的机会呢？
崔洪建：我认为关键是认错的时机问题。“迷你预算”引发负面反响后，特拉斯第一时间是立场强硬，为政策辩护，她不认为“迷你预算”有错。
接着，当风波发酵成政治危机时，特拉斯没有选择承担责任，而是把责任推给当时的财政大臣克沃滕。这样的做法非但没有阻止危机，反而进一步把火烧到了保守党内部。对保守党成员来说，特拉斯的这种做法观感不好。克沃滕之前算是政治素人，是特拉斯亲手对他委以重任。现在特拉斯把责任甩给克沃滕，那么意味着特拉斯要么是用人失察，要么就是刻意甩锅。
因此，特拉斯接连失去了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时机。直到亨特接任财政大臣并抛弃“迷你预算”的大部分政策之后，特拉斯才出来认错和道歉，此时她已经失去了机会，也失去了党内精英对她的信任。
谁可能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
新京报：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前首相约翰逊等人都是下一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您比较看好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首相？
崔洪建：在此前的党内竞选中，苏纳克就是特拉斯的主要对手。两人的主要分歧是特拉斯主张立刻减税，苏纳克强调先稳定经济，在稳定的基础上再考虑减税。现在，特拉斯的政策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那么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保守党内部恐怕短期内无人能够挑战苏纳克的主张。
但候选人之间比的不只是经济政策，还有协调能力、人事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因素。苏纳克的弱点是他的出生背景不符合保守党政客的传统。另外，他的政治根基也不深。即便苏纳克能够上台，可能更多是发挥经济专长，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
现在保守党内也有呼声让约翰逊重新回归，约翰逊有根基、有协调能力，还有带领英国脱欧等政治遗产，但他的问题是有丑闻前科，保守党内反约翰逊的势力同样强大。另外国防大臣本·华莱士等候选人也各有优劣势。最终能够胜出的候选人，既需要展现能力专长，又需要做到平衡派系和弥合分歧。
新京报：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辞职后，保守党党内选举持续约两个月，为什么这次保守党选党首只需一周时间？
崔洪建：上一次保守党党内选举是走了选举程序的，有初选、决选等几轮投票。这一次保守党没有走党内选举程序，而是以一个不完全公开的过程，依靠党内精英层形成内部共识，推出一个党首。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时间短，保守党在经历特拉斯这场危机后，想要保持执政连续性，就需要在下一任首相人选上速战速决。但这同时带来一个问题，特拉斯上任时就被批评不是全国大选选举出来的，合法性差，那么，下一任首相连党内竞选程序都没有，其执政合法性只会比特拉斯更差。
政治动荡会影响英国应对危机？
新京报：当下英国社会面临能源危机、生活成本危机等多项难题，政治动荡会影响英国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吗？
崔洪建：政治动荡会影响民众和市场的信心。特拉斯在期待中上台，推出政策，很快就失败了，最后辞职，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进程会让民众和市场对执政党失去信心。下一任首相上台，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会进一步上升。
同时，英国出现频繁换首相的现象，也表明英国的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政治家可能把过多精力放在政治斗争上，而不是放在制定好的政策，帮助英国找到出路之上。这样的政治斗争会对英国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新京报：一些英国政治观察人士热衷于比较特拉斯和撒切尔，两人上台时都是英国遭遇危机之时，两人也都提出了“低税收、小政府”的自由主义方案，但为什么两人的实际表现差别这么大？
崔洪建：首先两人的时代背景不同。在撒切尔时代，英国的经济活力、财政实力更强。现在英国经济疲弱，其综合国力与撒切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尤其脱欧之后，无论英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对英国前景都有疑虑。
另外，撒切尔尽管也打自由主义的旗号，也实行减税政策，但她的减税更有策略和技巧，比如她在减低所得税时，提高了增值税。而特拉斯一上来就全方位减税，以英国目前疲弱的财政和经济状况，难以接受这剂“猛药”。市场此时就有疑虑，大幅减税后，政府财政靠什么支撑？所以市场很快做出了负面反应。
再者，从政治品质来讲，特拉斯也没法和撒切尔相比。撒切尔至少没有明显表现出迎合某些特定群体。特拉斯则不一样，她一度是“留欧派”，但当英国政治出现保守主义回潮时，特拉斯就迎合这部分更保守的群体，成为了“脱欧”的坚定支持者和“疑欧派”的旗手。
新京报记者 陈奕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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