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平、蔡丞
当前，全球性高通胀、地缘政治风险和欧洲能源危机为代表的诸多风险叠加，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冲击。
在全球化、新技术涌现和企业并购的推动下，经济组织需要做持续的自我变革以创新发展模式，打造不断迭代的增长引擎，快速吸收外部冲击的力量并寻找发展机遇，以应对不断涌现的挑战和威胁。
近期，笔者就当下国内企业转型升级在长三角地区做了实地调研，企业所反映的问题蕴含着危与机。
一、经济增长中的危与机：典型案例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输入性通胀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加上国际运输费用不断上涨，对于我国的内需和出口都产生了较大压力。
全球产业链受不确定因素影响而遭受冲击，国家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和发展位势不断演化，欧美等发达国家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前瞻性布局和以技术封锁为代表的产业竞争保护，而越南等新兴国家凭借成本优势，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整体来看，全球产业分工进一步向技术端、成本端集中。
人口红利消失、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等因素，引发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以获得低关税的出口优势，这将迫使我国传统产业主动寻求转型升级，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上攀升。
A企业位于浙北某地市，主营业务是沙发面料布，属于半成品，定位是服务于国内中高端市场。长期以来，公司的产品研发主要跟随欧洲市场，每年赴欧洲参加国际时尚展会，以各主流市场当季流行的款型和面料，作为公司研发的主要方向。
针对国外的产品创新速度，受访企业家根据自己多年的经营经历，总结出了“超前一步”的创新模式。国外的产品创新，一般都逐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局部改进，龙头企业一步一个脚印经营了上百年。相比而言，不少国内产品在创新中走了弯路，产品的变化波动太大，一直在模仿同时又失去了自己产品的“灵魂”。
产品创新的基础是市场，即消费者对未来产品具有相当的认知水平，超过市场目前认知水平太多，只能放在展厅里欣赏而不会形成真实的购买力，这种产品创新就属于“超前多步”。
因此，对于以设计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而言，设计师的理念对于公司发展尤为重要，这就需要设计师是真心热爱这个行业，紧贴市场实际需求而不是整天追求快速成名。
B企业位于东部某直辖市，主营业务是水下技术服务，属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谈到目前企业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企业家坦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招募人才和设备研发。
由于东部地区住房成本相对较高，已经成为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障碍。企业落户地区的住房补贴政策出现较大变化，招商前允诺的住房补贴，在企业入驻后被通知临时取消了。因此，稳定的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发展非常重要。
前期与国内大型国有企业陆地产品的合作经历，加上国外技术封锁，为该企业与国内大型国企进一步深入开展水下产品合作研发创造了机会。该企业承担了大型国企十三五研发计划，并顺利突破技术难关实现了国产化。
就该企业与大型国企合作研发经验而言，受访企业家认为，合作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大家要开诚布公，信任是保证合作成功的关键。此外，与大型企业合作不会为自身制造新的竞争者，因为大型企业更了解市场，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少走不必要的经营弯路。
对于公共研发资助模式存在的不足，企业家也谈了自己的看法。目前不少公共研发项目针对的是某个产品整体性的技术突破，因此对于申请总金额设定了较高的门槛。单个企业往往是一专多能，面对整体产品研发涉及的多个环节关卡，难以全部解决。
如果能将整体性的产品创新在技术和环节上分割为若干模块，联合资助多家中小企业，将会在产品的关键核心领域实现突破。同时，研发的拆分还会带来技术的分散化，提升产业链整体的研发和生产水平，形成稳定的研发链条并降低风险。
二、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
瓷器的制作工艺，曾经是欧洲的“卡脖子”技术。由唐至清，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被运往世界各地，价格高昂，成为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迅速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紧俏产品。为了实现瓷器的进口替代，欧洲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但是仿制品在质量上无法与原装产品相比。
17世纪末，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到达景德镇传教，积极发展从事瓷器生产的陶工入教，以获得制瓷技术的知识。殷弘绪将有关瓷器的书信寄回欧洲后广为流传，对整个欧洲陶瓷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都会出现暂时性的“卡脖子”技术，大规模的本地市场需求加上国际交流合作有助于分别从需求端和生产端共同突破技术难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军事技术处于严重落后状态。然而，仅仅过了四年，在美国新技术的引领下，盟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重大的技术转型，归功于范内瓦•布什及其领导的国防委员会。他受罗斯福总统的邀请访问白宫，提出了建立国防研究委员会并被采纳，该委员会成员均为政治经验缺乏的圈外人。
国防委员会建立了庞大的业务体系，致力于发展军事技术。到1944年，美国国民收入的0.5%都用于科研，与1938年的0.076%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范内瓦•布什成功地将公司经营与大学研究成功的联合起来，鼓励政府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维系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为战后的经济发展打造创新机器。
三、增长引擎应该如何打造？
首先，建立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突破。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下，优化创新协作体系有助于形成技术突破的新动力（维权）。为了实现技术突破动力多元化、均衡化的目标，有必要建立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与技术突破的最佳耦合机制，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国地位。
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的核心是建立一套重大科技项目研发的拆分及综合竞聘评估体系，以此为抓手激励创新链上各类企业的整体协同。
如果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在技术上能够拆分成多个细分环节和项目，将大大降低研发项目申请的门槛，形成大中小企业公平参与研发竞争的政策环境。以公共研发项目激发群体创新的动力，让各类企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通过创新项目的协同合作，也可以打破不同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在公共研发投资项目招标时，尽可能征求专业技术人员和不同领域企业家的意见，以研发项目分包模式创新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其次，依托地区优势产业构建技术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创新发展建立人才蓄水池。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单纯依靠廉价土地和税收减免竞争以赢得产业化项目不适合当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技术人才资源对于地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例如，德国的制造业企业对人才资源就特别看重。投建一个项目，首先就考虑人才从哪里来，如何留得住。后期更是会对人才培训投入大量精力。只有保证人才的稳定性，才能保证企业经营的健康、可持续。
技术人才政策不仅需要关注以提高收入为核心的所得税减免和科技奖励，更应该关注人才稳定和发展相关的高质量子女教育、住房补贴和技能提升培训等。
部分地区在招商引资阶段设置了人才补贴等优惠政策，但等到企业入驻后政策无法兑现，影响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因此，人才政策的稳定性需要格外重视，避免形成不确定性导致的惯性后果。
此外，地区技术人才政策要立足于本地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以此为核心建立人才的梯次结构，避免紧盯最高端人才的方向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各城市建立差异化的技术人才政策，在区域层面形成技术的合理梯次布局，避免出现人才竞争的无序局面。
最后，突出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科技成果没有进入产业化阶段就难以对经济增长产生真实贡献，加快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重研发人才轻职业技能人才的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现阶段，部分高校的专业设置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学生毕业要进行长期的培训才能满足企业需要。如果企业难以招聘到满意的职业技能人才，累积的就业风险会向上传递到高校那里，从中长期来看会严重影响部分大学的发展。
现阶段，高校招生和培养工作应进一步面向市场，充分采纳龙头企业对于标准化课程的意见，积极发挥“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在职业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
（作者吴一平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蔡丞为浙江财经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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