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彭晓玲
从《了不起的盖茨比》《华尔街之狼》《绯闻女孩》，到卡戴珊家族的各种“拜金真人秀”，流行文化总是热衷于呈现富人的炫耀和奢侈。“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既是普通民众浮想联翩的对象，又是道德沦丧的表征。”美国社会学家瑞秋·谢尔曼说。
有钱真的就是这样一种体验吗？为此，谢尔曼采访了50名生活在纽约的华尔街金融精英、企业律师、大学教授，还有继承巨额遗产的艺术家等，他们的年收入从25万到超过1000万美元，资产在8万~5000万美元之间，样本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是纽约市整体中位数的12倍。大约一半受访者白手起家，25%受访者主要资产来自继承，剩下25%不仅自己年收入达到40万美元，同时还继承了相当可观的遗产。
谢尔曼在访谈后得出的结论挑战了人们对于富人的成见——富人生活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无忧无虑，他们在巨额财富面前的道德挣扎尤其明显。她的《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出版后，很多媒体都评论说这本书“推进了我们对社会阶层的理解”。
“好富人”就值得巨额财富？
谢尔曼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时候，美国主流文化就会特别强调有钱人的炫耀消费。
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贫富分化非常悬殊，成为诱发“大萧条”的重要因素，菲茨杰拉德写于1925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就详细写了以盖茨比为代表的新贵如何奢靡和精神空虚。到了1980年代，美国面临再次扩大的贫富分化时，罗宾·利奇开始主持关于富人和名人生活方式的电视节目，每一集结尾他总会说：“香槟酒的愿望和鱼子酱的梦想。”哪怕是《纽约客》和《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严肃媒体，也喜欢把镜头对准富人，比如在温哥华开兰博基尼的亚洲富二代，报道称连他们的宠物狗都佩戴土豪金的苹果手表。
谢尔曼说，在这些公开呈现中，富人的公众形象往往令人困惑，“高端消费一面被塑造成高大上的生活理想，另一面又常常遭到道德审判和口诛笔伐”。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收入差距逐渐在美国成为全国性话题后，舆论焦点似乎越发指向富人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矛头就直指美国最有钱的那“1%的人”。
《不安之街》的访谈就是在此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在这样一种历史时刻之下，有钱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我们对这些问题知之甚少。当代鲜有关于精英人士生活经历的学术论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进入上流圈子并非易事。”
谢尔曼认为，要回答“何为有钱的体验”，可以从富人们的消费决定中获得部分答案。她因此去了访谈对象的各种豪宅，但是一旦聊到收入和财产环节，很意外的是，多数人并不像媒体或者影视剧中的富人那样乐于炫富，而是非常“局促”，并不太想谈论关于钱的细节。一位心理治疗师甚至告诉她，富人把这个话题看得比两性关系还要私密。就算有人愿意透露收入和财产，也是少报，没人多报房产价值。很多人坦率地说，他们一直在巨额财富和富人的生活方式之间困扰，财富带来锦衣华服的同时，也产生了道德困境。
在谢尔曼看来，富人为了说服自己值得拥有如此巨额财富，建立并强化了一套说辞，试图从中获得一种安慰，相信自己是配得上相关的财富和特权。她说，富人们“具有道德感的自我”分为三方面：努力工作，审慎消费，回馈社会。包括公众也认为，满足这些条件的富人就是“好富人”，值得拥有巨额财富。
富人都喜欢自称“生活普通”
谢尔曼访谈的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继承了大量巨额遗产的“富二代”。不过，大多数人根本不是自媒体还有影视剧中渲染的那样喜欢“躺赢”，或者生活重心就是名车名表名包派对。访谈中的“富二代”们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对自身财富的不安或者愧疚，于是很多人都选择去工作或创业，哪怕收入并不高，努力工作的“富二代”也非常强调要和那些无所事事的继承人区分开。极为富有的斯科特就是其中之一，妻子不明白他为何孩子刚出生就没日没夜地工作，“我真的很想证明自己”，他告诉谢尔曼。
除了财产继承人，全职太太也不用靠自己挣钱。可以说，《不安之街》中对富人家庭全职太太们的访谈，同样打碎了大众对这个圈层女性的种种美好滤镜。她们中很多人有多处房产，有几个孩子，就需要雇用保姆、管家等家政服务人员处理各种杂事。但这又与“努力工作、审慎消费”的“好富人”的道德感不一致，她们内心也不时掀起各种波澜，“因依赖他人和缺乏自我效能感而产生的内心挣扎、愧疚”，谢尔曼分析。
全职太太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消费，落实装修细节、规划家庭出游、规划孩子的假期活动，等等，看起来都是“买买买”，因此很多丈夫批评她们过分“败家”，不知节制。妻子对家庭的贡献和她们消费的正当性，成了许多受访家庭夫妻矛盾的焦点，一个全职太太说，她恨透了自己“永远是那个开口要钱”的人。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管富人们处于何种生活状态，面临多少不安或焦虑，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称自己为“中产”，把自己的生活理解为“普通人的生活”。谢尔曼解释，“中产”不仅象征着安稳舒适的生活，更占据着道德高地。为了让自己更像中产，有富人故意在家里留一个前房东留下的难看沙发，或是坏了一半的门。
对此谢尔曼郑重提醒，当“中产”被滥用，当相当昂贵的生活方式，比如住别墅、雇家政工、举家度假和时尚衣着，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以“中产”为场景设定的影视剧里时，真正的中产和穷人就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不公也被轻易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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