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栗滴科技
作者：郭超
日前，裁判文书公布的一则受贿判决显示，桂林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潘定权利用职务之便帮助疫苗企业在疫苗销售、配送、推广等业务上提供方便并收受疫苗公司364万元被判刑10年。
其中，国内疫苗巨头智飞生物也卷入其中。
判决书细节显示，2019年至2022年期间，潘定权利用其担任桂林市疾控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桂林市疾控中心的宫颈癌疫苗销售推广业务上提供帮助，分4次收受该公司桂林分公司区域经理黄某给予的现金共计40万元。
资料显示，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金16亿元，旗下五家全资子公司及两家参股公司，其中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智飞绿竹”）及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智飞龙科马”）为高新技术企业。
智飞生物系一家集疫苗、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配送及进出口为一体的国际化、全产业链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
掌舵这家疫苗巨舰的是一位非常低调、同时拥有“不发国难财”美誉的掌门人——蒋仁生。
自疫情爆发三年来，蒋仁生身价飙升至千亿，稳坐重庆首富宝座。《2021 胡润百富榜》显示，蒋仁生家族以1400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第21名。
01
蒋仁生49岁创业，却半生与疫苗为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受贿案发生的地点广西桂林，也是智飞生物创始人蒋仁生的老家。
1953年蒋仁生出生在广西桂林一处穷苦的小山村，家庭条件自然也不富裕。兄妹六人排行老四，尽管孩子多，但幸运的是家人对他的学习非常支持。
因为大环境因素，高中毕业后的他只能选择就业，在一所民办学校做一名教师。高考恢复的那一年，蒋仁生命运第一次改变，他考上了桂林医学院，从此与医学结下了渊源。
从医学院毕业后，蒋仁生回到了家乡，成了灌阳县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开始了与疫苗和防疫等工作接触。虽说工作很辛苦，但是他很踏实也很稳定，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他从基层做到了防疫站副站长。
由于业务能力突出，后来他又被调至南宁卫生防疫站，负责免疫科室。
蒋仁生就这样在防疫站做了20年的时间，期间，他经历多次“下海浪潮”，但是他在公职岗位却一直保留着。
1999年，46岁的蒋仁生似乎厌倦了每日的按部就班工作，不顾家人反对辞去了公职。相关报道显示，此时蒋仁生选择了到成都一家疫苗公司，当了一名销售员。
拥有20多年防疫领域基层的基础和人脉，又经历三年历练和探索，蒋仁生下海创业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彼时在他的意识里，觉得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必然会更关注自己的健康，而疫苗不仅是维持社会健康稳定的坚强防线，也是成本最低的一种自我防护屏障，未来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
2002年，他终于等来了机会。重庆一家拥有全套生产经营资质的生物制品公司由于经营不善，濒临倒闭。
蒋仁生连夜找到好友刘俊辉、吴冠江，三个人促膝长谈后决定共同出资50万，收购了这家疫苗公司。
在重庆一间租来的简易办公室里，蒋仁生将公司原来的名字“金鑫”改为智飞生物，寓意用“智慧来飞翔”。
自此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疫苗”创业之旅。
02
拥有丰富经验和人脉的蒋仁生一入行就做得风生水起。
由于没有资金技术研发人员，起初的智飞并没有选择自主研发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做疫苗代理，以销售起家。
凭借对市场的熟悉，蒋仁生在机缘巧合下拿到了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A+C脑膜炎疫苗代理权，成为这个疫苗的独家代理机构。
有报道称，彼时的海外脑膜炎爆发，蒋仁生有预感国内也将会在4-6年里出现大规模脑膜炎疫情，成人和儿童都会被感染。蒋仁生随即下血本拿下了独家代理权。
一语成谶。2005年，全国爆发C群流脑疫情，拥有独家代理权的智飞那一年卖出了2000万支疫苗。
通过此次疫情，不仅让他赚下了第一桶金，因求大于供而没有“坐地起价”，蒋仁生还赢得了“不发国难财”的美誉。
这次疫情也为“智飞”这个品牌积攒下了不小的名气。
一战成名后，蒋仁生又将目标放在研发上，于2007年以9600万元收购了安徽龙科马生物有限公司，开始研发结核疫苗。
虽然当时很多人对智飞生物高价收购龙科马并不看好，可蒋仁生觉得要并购一家企业，一定要把它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就像一块金子，它可能原来被沙土、灰尘遮住了，通过并购以后，要能把金子真正找出来。
蒋仁生除在自研方面发力外，还完成了上市前的资本腾挪。
早在2003年所创建的北京绿竹生物制药全部股份，在蒋仁生的一番操作下使其成为智飞的全资子公司。
就这样，在蒋仁生一套“混合拳”下，将原本只有疫苗代理销售概念的公司打上疫苗自主生产和研发的标签。
蒋仁生和他的智飞生物也提前进入了资本市场。
2010年，智飞生物登陆A股创业板，作为公司的掌门人的蒋仁生身家也在一日间暴涨至上百亿元，获得创业板首富的称号。
03
其实在蒋仁生和智飞的高速发展中，并不是没有危机出现。
2016年，发生了5.7亿非法疫苗的惊天大案，虽然智飞没有上榜，但国家从此不准疫苗代理，要求研发单位直接给医疗机构供货。
这一消息对靠代理发家的智飞生物可以说是晴天起惊雷。受政策影响，2015年还是7.13亿的销售额的智飞在该年度骤降至3300万元。
经冷静的思考与考察后，蒋仁生转头又将目光转移到了进口疫苗。
不久后，他便掷巨资买下了默沙东的独家代理权，而这家公司生产的疫苗正是开篇所述的宫颈癌疫苗，俗称HPV，价格不菲。
靠着这个代理权，智飞生物再一次赚得盆满钵满，销售额一举突破50亿，随着宣传的普及价格的上涨，智飞生物销售额更是年年递增。
直到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智飞生物的股价因疫苗概念股一路高涨，从50元涨最高时期的190元。
2021年，智飞生物销售额突破百亿。不过，资本市场对其前景似乎不太看好，截至目前，智飞生物报85.00元，总市值跌至1360亿。
现在，智飞生物员工在推广过程中的行贿行为又被曝光，是否会影响默沙东与智飞生物的合作与续约？目前还不得而知。
资料显示，2020年12月，智飞生物发布《关于与默沙东公司签署供应、经销与共同推广协议的公告》，确定了HPV疫苗2021年至2023年6月的基础采购金额。目前，智飞生物正与默沙东方面磋商续约问题，以确定2023年下半年之后的代理问题。
而对此行贿事件智飞生物方面回应表示，公司刚刚获悉员工的上述行贿事件，目前正在内部核实，最终的核实结果应该不会触及信息披露的范畴，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对外回应。
此前就有投资者担心，智飞业绩大多来自代理，假如失去了默沙东这个靠山，自身主研发的疫苗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会不会重蹈覆辙。
作为掌门人的蒋仁生或早有预感，在智飞生物股价上升后，蒋仁生以及其他合伙人级高管出现了高位多次套现近百亿。
04
为何智飞生物会卷入贿赂案？实际上或与疫苗销售模式的“特殊性”有直接关系。
在智飞生物半年报中提到了疫苗的销售模式，即通过自建的市场营销专业队伍组织学术推广活动，采用终端直销模式，实现公司疫苗、结核类药品在终端使用单位的覆盖。其中，疫苗产品在生产/进口并获得国家批签发证明后方可进入流通领域上市销售，疫苗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组织采购，公司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销售疫苗。
也就是说，疫苗采购的对象是政府采购。
为此，智飞生物建立了强大的销售团队和网络，2022年半年报提到，公司已组建起一支超过3000人的专业市场团队，营销网络已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00多个地市，2600多个区县，30000多个基层卫生服务点（乡镇接种点、社区门诊）。
据智飞生物官网信息显示，公司有员工5077人。近期，公司销售费用、销售人员持续增加。2021年公司销售费用18.35亿元，同比增加53.22%。2022年上半年销售费用5.97亿元，同比增加14.41%。
销售费用都包含了哪些？为外界留下了想象空间。
不过从以往的案例中不难发现，疫苗企业的背后有着诸多灰色的利益链。
2021年初，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申请上市，媒体引述相关司法判决书显示，该公司的经销商、片区销售经理等出现多起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返回扣”以及行贿的问题。
在3起被判决的行贿案中，百克生物销售人员给予受贿官员每支水痘疫苗10元至25元的不等回扣。
其中，徐仕清、李其兵在分别担任毕节市七星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和办公室主任期间，二人共谋利用职务便利，在采购二类疫苗的过程中，非法收受的他人贿赂共计26万元平分。
此外，曾任蚌埠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孙某、淮上区疾控中心主任杨某、砀山县疾控中心主任王某、萧县疾控中心主任吴某、光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兼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江建利等官员，都因为拿了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业务员的回扣而受到处理。
这只是疫苗销售行业“黑幕”的冰山一角。
几年前，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引爆舆论。据有关媒体报道，在过去十多年中，长春长生及其母公司长生生物至少涉入了12起受（行）贿案。
彼此的媒体报道称，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只存在于长生生物一家。随后媒体发现，新三板上狂犬病疫苗龙头企业成大生物也曾多次卷入行贿案件。
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查询到的公开判决显示，近年来，成大生物的狂犬疫苗共卷入5起受（行）贿案，涉案地区有湖南益阳赫山区、山东烟台、四川绵阳盐亭县、四川绵阳安县等地，受贿人员大多为县市一级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属于典型的“蝇贪”。案情多为该公司销售人员或者地方经销商向当地负责疫苗采购的相关人员提供好处费、推广费、回扣款，以获得疫苗的优先采购或更大的采购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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