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下午，他都在起钉子
他拿着拔钉锤
从木板木条子上
一根、一根、往外薅
老板对他说，薅下来钉子
木板木条子，另外的工地继续用
钉子们有的陷得深
有的陷得浅
多少年过去了，都已锈在钉眼子里
歪了头的，没有尖的，弯曲了的
揪着耳朵往外拽时
有的竟还吱吱地叫
好像很留恋，不情愿出来
………
这是今天在网上看到的一首诗，描写一个起钉子的人。起钉子的诗，没有美感、没有意境，却牵扯起了我心中多年的隐痛，打开了我久远尘封的记忆。
这首诗使我想起了1965年夏天，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都辍学回家了。那时景柏岩的父亲在华建工作，怕他无所事事会惹事生非，给他找了个起钉子的临时工作。
工程完工后会有许多用过的木板、木方、木条，上面钉满了钉子，在华建的后院里堆积如山。因为公司想再次利用这些木料，就需要人来把上面的钉子起掉。有很长一段时间，景柏岩天天在华建的后院里起钉子，起累了就坐下歇歇，身边放着一个水杯。我在家也呆不住，就去那里陪他闲坐、聊天。
起钉子是枯燥的，不是一个孩子的前途、不是他终身的职业。砸进去的钉子虽然一一拔出，但这些钉眼儿却永远难以弥补了。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被伤害的人不计其数。在人们心上留下的伤痛，和一个个钉眼儿一样，难以愈合呀！
16岁是花一样的年纪，我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们自卑、自轻、自贱，近乎于绝望。在陪景柏岩起钉子的过程中，交流可以给我们带来些许安慰。
后来我也曾做过两次临时工。一次是在呼市第二毛纺厂当装卸工，干了半个多月，挣了20多元钱。二毛每天都有汽车从牧区拉来硕大的装满羊毛的麻包，需要雇佣临时工来卸车入库。那时我的体重只有90斤，一个麻包有二百斤，我看着心里就打怵。工友把麻袋往我肩上一放，我“扑通”一声就趴在了地上，鼻子磕出了血。他们赶忙把我扶起来，我一边用袖子擦淌下来的鼻血一边哭。
工友告诉我，扛麻包是有技巧的。需要三个“烧火”的人把麻袋往上抬离地面，扛麻包的人顺势把腰一哈，蒙着披布的脑袋顺势往麻袋底下一钻。一边往前顶、一边抬头，在“烧火”的配合下，麻袋这就算是上了肩。扛上麻袋后，两手往后一背，只凭着两肩和脖子的活动，一边走一边就能把麻袋从左肩挪到右肩或是挪到脖子后面变成大背肩。
在二毛干久了的装卸工们，能扛着二百斤重的麻包，在平地上扭着屁股拧着脚尖行走如风。他们灵活敏捷地钻肩扛起那大麻包，又漂亮地一个转身调整好麻包的重心和角度，迈开特有的专业步伐轻巧地前行。整个过程显示出一种男子汉的力量，那种魅力深深地感染着我。
然而，我那天扛完麻包，晚上回家腰疼的不能睡觉。我把枕头垫在腰下，才勉强入睡。第二天，管库的人不再让我扛麻包，只参与一些比较轻的纱锭之类的搬运，但收入相应也就少了。
还有一次是去呼市煤炭公司给火车卸煤。火车一来，槽帮往下一放，我们几十号人就分别提着板锨上了车，然后就是黑雾弥漫地操作，看不见人。那天我忘了戴口罩，一截车厢卸完，除了牙齿是白的、眼球是明亮的，整个人就像一座煤雕。浑身上下的煤粉能扫下半簸箕来。头发里、袖口里、脖颈里，就连七窍里也都是煤灰。我不停地干咳，感觉嗓子眼儿里刺痒，两天后咳出的痰来还是黑的。
我回家后，把衣服脱掉，换了好几盆水擦洗身上，每次洗完都是一盆黑水。因为是深秋，我在洗的过程中着了凉，当晚高烧39度。尽管喝了退烧药，仍然高热惊厥、神昏谵语，梦境中总是摆脱不开姥姥给我叙述的世界末日的景象。我慌乱地跑、但无可隐遁。
那天，我挣了五元钱，但是这五元钱不够母亲给我开药的钱。
后来我还给火柴厂糊过火柴盒、给二毛弄过毛线的标签，都是揽回来在家里做。从早干到晚才挣五毛钱，终因收入太低而作罢。
到了1965年底，我们几位同学终于获得了就业的机会。那是一个电力施工企业，非常艰苦，出身好的青年是耻于报名的。但作为我们来讲，是当时唯一的出路，起码可以自食其力了。我们无法看清前面的道路，不管是高山还是沟壑，我们还是欢天喜地地去了。
记得刚到包头，我们几位同学联名给班主任张林写过一封信。意思是我们找到了光辉灿烂的天地，并没有如他所料会讨吃。信中的遣词造句竭尽挖苦之能事，比如关心他脖子上的伤疤是否会影响爱情、他用父亲的定息上大学是否感到光彩？听在校的小学弟、小学妹们讲，张老师收到这封信后气急败坏。在班会上大讲特讲伤疤的光荣来历，并辩解说伤疤是大炼钢铁时被烧伤的，是值的终生自豪的事情。
张老师的父亲是资本家，一直拿共产党的定息。他认为这是他的耻辱，他恨透了他的父亲。据说“三五反”，他爹被革命群众批斗时，他也扑上去踹了好几脚，把他爹踢得蛋疼；搧耳光时手很重，打的他爹满嘴是血。
张老师也见不得穷人，记得读初二时，和我同桌的女同学外号叫“山顶洞人”。“山顶”君长得很丑，性格内向、封闭，沉默寡言，和谁也不来往。课间休息时，也不出来活动，常常一个人在教室里枯坐。一天下午，我们都在写作业，唯独她静坐，桌面干净。张林进教室发现，便问：“为啥不写作业？”她答：“没钱买本。”张说：“没钱就回家坐着去吧！大家都一样，你家咋就没钱？你爹好吃、你妈懒做，你有他们的恶劣基因，将来也是个讨吃货！”张还说：“还有你家那点烂事，自产自销，谁不知道！……”总之很恶毒，很伤面子。“山顶”君很可怜，伏案痛哭。从第二天起，她就再也没来上课。
后来才听说，“山顶”君的父亲是继父，她早就让继父给睡了。她和卧病在床的母亲哭诉，母亲不让她声张。母亲说：“你们姊妹们全靠人家养活呢，如果他叫公安抬起，咱们都的饿死。我又有病，伺候不行人家，你再过一年考上高中就去住校哇，现在就忍忍哇！”
后来不到一年，她的母亲因病去世了，再后来她也嫁人了。听说她婚后还和继父保持着那种关系，隔三差五地回来看望，并给他洗洗涮涮。后来丑闻败露，丈夫将她休弃。听说继父在文革中上吊自杀，再往后的情形就打听不见了。
“文革”初期的一天，红卫兵批斗教历史的王世仁老师，张林挤上前去，指着王老师的鼻子说:“你的名字咋和《白毛女》中恶霸地主黄世仁一样？勒令你在三天内改名！”王老师家庭出身不好，旧社会在国军里当过文书，平常一贯谨小慎微，于是脸色灰白、小鸡啄食般地连连点头：“我改！我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后不久，呼市五中的红卫兵，对资本家出身的张老师也大打出手。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他，男红卫兵差点把他的胳膊扭断，致使他数月不能伸手穿衣。
由于我认真接受改造，1973年组织上终于认定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本着“重成分、不唯成分论”的精神，我被电建公司保送至内蒙古农业大学农机糸读书。一天路遇张老师，我将此喜讯告诉了他，他面色阴沉，轻蔑地说：“你们那是个甚单位了？再挑不出人来啦！”
我骤生一股无名之火，心中顿时邪气淤积。我敢说，我当时手中若有一把铁锨的话，定会即刻抡起开了他的天灵盖。然而大道通衢，四下就连一块半头砖也无，只好強忍悲愤向家中走去。
我气鼓鼓地到家，一进院便踢倒了垃圾桶，踢翻了鸡食盆子。推门进屋，倒在床上，仍瞋目切齿、怒火中烧。扭头看见桌子上扔着的塑料娃娃及弹簧枪，突然心生恶念。那个塑料娃娃是妹妹的，身着红小兵制服，头戴军帽，领章帽徽齐备；那把弹簧枪，半是铁半是塑料，十米之内能稳稳地打死一只麻雀。我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下床。将妹妹的塑料娃娃调整成跪姿，摆放在桌边。又找了一根雪糕筷子，上书“张林”二字，模仿古时亡命牌，插在娃娃的衣领间。然后拉开枪栓，枪膛中塞进一颗黄豆，持枪瞄准，扣动了板机，张老师应声而倒。打倒后再扶起来，循环往复数十次，直至心中的那股邪气烟消雾散。
数十年来，不才颠沛流离、哀荣无定。看似心静如水、宠辱皆忘，但心上遍布的钉眼儿，始终没有彻底愈合。写到此时，仿佛又揭开了伤疤，心中隐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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