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整理工作

【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

古籍，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国家标准局《古籍著录规则》，1987年）。有字的商周甲骨、青铜器、石刻等都不具备“古典装订形式”，也没有流通功能，因而不能算作古籍。最早的古籍形式应该是简帛，此后有纸写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等多种形态。所谓古籍整理，“是对原有的古籍作种种加工，而这些加工的目的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中国古代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有校勘、辑佚、辨伪、注释、评点、序跋、目录等方式，而以校勘、注释为核心。若以文献载体、制作方式而论，则可以划分为简帛时代、纸写本时代、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时代。

简帛时代

据史料记载，周宣王（？―前782年）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曾经“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国语・鲁语下》）经过正考父的校勘，《诗经・商颂》12篇的篇次得以纠正。春秋后期文化下移，九流百家兴起，诸家藏书丰富，各有著述，古籍整理工作亦逐渐兴起。简帛时代规模较大且影响深远的古籍整理工作，当推孔子校订“六经”和刘向父子对国家典籍的整理。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曾经对官府所收藏的重要文献《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校勘整理，或删定篇目，或调整次序，或勘定文字，甚至直接笔削修改，进行哲学化的阐释，并用以教育弟子。《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后代儒家学者十分强调孔子“笔则笔，削则削”的工作，因而说孔子“作《春秋》”“作《易传》”，甚至说孔子“作‘六经’”。其实，孔子的工作是有文本基础的，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古籍整理，并不是空无依傍的创作。“六经”除了《乐经》已经失传，其余“五经”皆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也是中华文化的经典著作。

西汉成帝、哀帝时，刘向（前77―前6年）、刘歆父子对国家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汇集、整理、校订工作。孔子以个人之力整理文献，主要集中于六部重要典籍；而刘向父子则是奉帝王之命，组织学术团队对先秦至汉成帝时的所有图书文献进行穷尽式搜集和整理，这代表着国家意志，也开启了官府有组织、有计划整理国家图书的先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596种13269卷图书文献，大都经刘向父子之手。其过程如下：1.陈农奉皇帝之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集图书；2.由刘向负责，将征集来的古今图书大致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凡六类；3.将六类图书交由不同的专家负责整理，“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4.每一部书都广泛搜集各种版本，包括中书（皇宫藏书）、太史书、太常书、大臣私人藏书等，进行篇目和文字校勘，去其重复，正其错讹；5.将校勘、整理好的图书写在竹简上，请专家审核、削改，形成定稿后再“上素”（抄写在绢帛上）；6.刘向等为每一部整理好的图书撰写书录，介绍版本搜集、校勘整理经过，作者生平、图书内容、价值影响等，并将绢帛书和书录一并进献给皇帝；7.将各书的书录抽出来合并一处，是为《别录》20卷；8.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父志，终于完成校书工作，并且对《别录》进行删减，形成《七略》7卷。《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官修书目，奠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根基。这次文献整理，规模空前，参与人数众多，耗时约二十年，方法科学恰当，对后代的古籍整理和文献分类有重要的垂范作用。

对古籍的注解与阐释，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孔子之后，“《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降至汉代，言说益夥，并且形成了传、记、说、故、训、解、解诂、章句等多种训诂方式。仅《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易》学著述，就已经多达13家，294篇。汉代经学昌盛，家法、师法谨严。其中古文经重视文字训诂，而今文经强调义理发挥，互相攻讦。东汉大儒郑玄（127―200年）打破今古文经学壁垒，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其《毛诗传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被完整地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中，成为汉代文献注释的标志性成果。

纸写本时代

西汉人发明了纸张，较为粗糙，经过东汉蔡伦的改良而逐渐得以流行，出现了一段简帛与纸张混用的时期。东晋桓玄下令废除竹简，古代典籍才正式进入纸本时代。纸张成本低廉，书写容易，携带方便，大大促进了图书文献的生成、传播、整理和普及。纸写本时代的古籍整理，以文献注释的成就最高。

两汉时期的古籍注释，已经从儒家经典扩展到子书、史书和诗文，如高诱《淮南子注》、王逸《楚辞章句》、应劭《汉书集解音义》等。六朝至唐初，出现了所谓的“四大名注”，即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初孔颖达（574―648年）领衔编撰的“五经正义”。

据《新唐书・孔颖达传》，唐太宗时“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其中《周易正义》16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合称“五经正义”，颁布天下。“五经正义”充分吸收南北经学家的见解，结束了注释纷争的局面，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唐代还出现了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和杨士勋的《春秋